冷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经济胁迫主要充当单极霸权工具。美国凭借其美元霸权地位、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掌控，以及在贸易与科技网络中的核心优势，拥有无可匹敌的单边制裁能力。美国实施的经济胁迫不仅是惩戒，更是旨在改变他国行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战略手段。
当今世界这一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垄断权力衰落，经济战不再是单一强权的专属领域，而是演变为双向博弈。各大国均可通过非对称战略向对方施加同等代价。当前全球针对经济胁迫的反制手段日趋多元，供应链、自然资源、战略要地等工具与金融制裁并行，形成制衡。
中国针对美国2025年末出口管制采取的反制措施标志着格局性转变。通过对先进制造、国防与清洁能源领域不可或缺的精炼稀土实施出口限制，中方表明在国家战略博弈中，供应链掌控力可与金融影响力形成同等威慑。相关举措效果立竿见影，北美及其盟友多国工业生产普遍出现延误，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等行业受冲击尤为显著。
这一事件暴露了西方经济影响力的结构性短板：美国虽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巨大话语权，却对工业制造必需的实体资源缺乏同等控制力。在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经济中，这种失衡为有效反制提供了空间。中美经济紧张态势并未无限升级，而是通过协商实现企稳，这实质上是双方对经济冲突的无声共识。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演变体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经济胁迫。伊朗并未直接封锁航道，而是构建起有条件通行机制：航运虽未完全中断，但通行日益依赖政治站队或默许。海峡表面保持畅通，却已不再是中立国际通道。选择性管控制造不确定性、抬升交易成本，将风险转嫁给船东、保险商、大宗商品交易商等市场主体，同时又未完全阻断海上运输。初步迹象显示，这一机制已进入实操阶段。有报道称船只更贴近伊朗水域航行，非正式“认可通行航线”逐步形成，意味着相关做法正逐步制度化。这对金融与保险行业冲击巨大：受制裁限制，西方保险机构难以承保涉及伊朗的航线，进而推高风险溢价、收紧市场流动性。伊朗不仅是在威胁制造混乱，更是在重塑利用这一全球关键瓶颈通道的规则。
这一转变对全球经济产生多重影响。制裁作为胁迫工具的效力持续衰减。受制裁国家通过开辟替代贸易线路、提升本土产能、加强与中立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削弱制裁的长期效果。典型案例包括俄罗斯2022年后将贸易重心转向亚洲市场，以及中国在遭受美国制裁的困境中，国内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经济战对各方的成本同步上升。在多极化世界中，行动必然引发反制，以往被视为低风险的举措，如今可能招致严重的国内经济动荡。这促使各方更加审慎，但也增加了误判风险。经济冲突与军事冲突的界限日趋模糊。当经济手段效力下降或易引发意外升级时，部分国家可能寻求其他施压方式；与此同时，经济战略亦可通过影响物流、能源供应与工业产能，服务于军事目标。
上述趋势使欧洲面临艰难权衡：一方面推动能源供应链“去俄化”，另一方面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政策制定者的选择空间不断收窄，需在地缘政治目标与经济稳定之间艰难平衡。美国则面临战略调适挑战。想要在经济胁迫不再单边化的格局下维持自身影响力，美国需要采取更精细的策略，统筹同盟体系、产业政策与供应链韧性。对中国而言，变局既是机遇也是责任。依托产业与科技优势，中国可以获得更大战略回旋空间。但全球经济日益碎片化也对中国依赖贸易的增长模式与长期稳定构成一定风险。
从单极经济对抗走向多极经济博弈，标志着国际关系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变革。权力分布更趋分散，博弈也更趋激烈。经济相互依存曾被视为稳定因素，如今却日益被视作脆弱点，进而成为新的竞争场域。新兴的全球体系未必会更不互联，但无疑会更具条件性、更受政治影响，也更易遭受冲击。在这种新环境下，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谁能施加经济压力，而是当各国都具备这种能力时，如何应对其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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